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社会性、全球性话题，兽医公共卫生安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公认，有70%以上新发现的人体传染病均来源于动物，只有把动物的源头问题控制住，才能控制人的疾病。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兽医公共卫生定义为通过探索和应用兽医科学知识和技能为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所有活动。公共卫生安全是兽医四大使命之一（畜牧业生产安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肉蛋奶产品都是动物过腹转化的产物，确保其安全、卫生、健康是畜牧业者的立身之本。

2021年4月15日实施的我国首部《生物安全法》，将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病和应对微生物耐药等问题作为主要内容。该法明确了对那些潜伏动物疫病突然发生并迅速传播，给养殖业生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以及可能对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形。这对包括沙门氏菌病、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提出了刚性要求。动物防控不仅是保障动物健康，也是保障人的健康，在公共卫生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2021年5月1日起施行新《动物防疫法》在立法目的中就增加了“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百零九条就规定，造成人畜共患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依法从重给予处分、处罚。而此前的2007年修订版、2013年和2015年修正版《动物防疫法》均未对人畜共患病防控责任与义务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规定。

沙门氏菌是人类主要的食源性人兽共患病原菌之一，该菌广泛存在于禽类、猪、牛、羊等动物体内，畜禽养殖过程中的沙门氏菌是动物源食品生产链中沙门氏菌污染的源头，通过屠宰加工过程中的交叉污染导致动物产品的污染，可通过食物链传播感染人类。

我国是一个禽肉生产和消费大国，在我国禽肉产业中，沙门氏菌污染是一个长久而持续性的问题，受污染禽肉和禽蛋是沙门氏菌在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类之间传播的主要途径。

上述《动物和动物产品沙门氏菌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起草人团队曾经采集上海猪场粪便样品587份，分离获得沙门氏菌158株，总分离率为26.9%；采集饲料样品201份，分离得到10株沙门氏菌，检出率为5.0%；采集环境拭子样品72份，分离得到15株沙门氏菌，分离率为20.8%。

有研究从中国12个省7个地区的51个养鸡场的3566份直肠拭子样品中分离到323株沙门氏菌，鸡养殖环节沙门氏菌的总体流行率为9.8%。上述标准起草人团队监测数据显示，大型屠宰场的沙门氏菌总分离率为20.6%，小型屠宰场的总分离率为26.1%。这都足以说明沙门氏菌在我国畜禽生产中的隐患理应引起广泛关注。此外，近年来，我国食品微生物污染事件中最常污染食品中最为典型的致病细菌中，沙门氏菌首当其冲。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在国标中分别对肉制品、水产制品、即食蛋制品、粮食制品、饮料、冷冻饮品、即食调味品等11类产品规定了沙门氏菌的限量要求，均为不得检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 2749-2015）中就规定，致病菌限量应符合上述国标，意味着鲜鸡蛋的沙门氏菌不得检出。沙门氏菌不得检出，说明在养殖、加工、运输等全链条中必须消除沙门氏菌传播风险。

可是，目前我国家禽沙门氏菌净化规程暂无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规定的诊断和检测技术主要依靠农业行业标准《禽沙门氏菌病诊断技术》（NY/T 2838-2015）和《鸡伤寒和鸡白痢诊断技术》（NY/T536-2017）实施。此次，《动物和动物产品沙门氏菌检测方法》的立项，对于准确、快速地检测畜禽养殖阶段和屠宰加工阶段动物和动物产品中的沙门氏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各国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事件中，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常位居榜首，全球每年有超过9000万人因其患病，其中15.5万人死亡。数据显示，我国细菌性食源性疾病70%～80%由沙门菌引起，而家庭是引起沙门菌食源性疾病可疑暴露食物的主要进食场所，占83.6%。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焦新安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动物和人非伤寒沙门菌的流行发生两次重大变化：其一，多重耐药鼠伤寒沙门菌的出现及其在食用动物群体中的传播，不仅在家禽，在猪和其他动物身上也很普遍；其二，作为主要的蛋传病原菌——肠炎沙门菌的出现及流行。

早在1998年，美国的公共卫生学者将渐增的沙门菌（病）定义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即使是作为全球唯一运行食源性主动监测的美国，沙门氏菌也是其首位疾病负担的食源性病原。当前，食源和宠物源沙门菌感染造成的疾病负担已成为美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2021年，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的研究项目《2006～2020年美国沙门菌跨州暴发案例分析》称，这期间，美国153件食源性沙门菌跨州暴发按照调查溯源结果和食品归因分类：前3位包括蔬菜、加工即食和水果，合计79件（51.63%）；肉类 24 件、蛋和蛋壳、奶制品和水产品，合计37件（24.18%）。研究指出，蔬菜、加工即食和水果超过传统蛋白质的肉、蛋、奶组合在食源性沙门菌跨州暴发归因权重高1倍以上，暴发的食物归因从早期常见的各类加工肉制品污染趋向快捷简单的快餐式消费业态和低蛋白质、低脂、高蔬果的消费行为模式。

沙门氏菌防控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具有3000种以上不同的血清型。而前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肠炎沙门氏菌是最主要的人畜共患病原菌之一，主要感染幼龄动物，诱发机体强烈的炎性反应，同时破坏肠道免疫屏障。当然，沙门氏菌种类很多，有的能让动物患病，有的可以让人患病，还有些能让人和动物都患病。

“由于广泛使用抗菌药物（包括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等因素，沙门氏菌耐药性日趋严重。近年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等经污染的果蔬类食品引发人沙门菌感染呈现快速上升流行态势，究其来源其与动物源污染有关。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的重要性对我国来说不言而喻。”焦新安称。

焦新安称，当前，沙门氏菌在我国鸡群中流行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在规模化种鸡场主要呈现以肠炎沙门氏菌，或肠炎沙门氏菌和鸡白痢沙门氏菌感染为主的流行态势。在我国地方品种的种鸡场，以鸡白痢流行为主。在不同地区，沙门氏菌会有血清型的多样性特点，除了上述两种亚型沙门菌外，还有其他一些分型在部分省份或局部地区流行。

鸡沙门氏菌病是由肠杆菌科、沙门氏菌属中的一种或多种血清型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败血性疾病，通常表现为鸡白痢、禽伤寒和禽副伤寒，各种类型养鸡场均有流行，集约化养殖场可出现暴发，各个日龄的鸡均可发生，严重降低家禽养殖过程中的经济效益。作为引起食源性疾病的重要病原菌，沙门氏菌主要感染食品动物，如猪、鸡等，并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从而危害公共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沙门氏菌的致病性有一定的特定性，需要区别对待。焦新安解释，沙门氏菌有致病性，是针对特定的宿主具有致病性，不是说某种沙门氏菌对人和所有动物都致病。其致病性特征：一类是宿主高度适应性的，这就包括禽类的鸡白痢，人的伤寒沙门氏菌，都是高度宿主适应性的或专适性的；第二大类是宿主非适应性的沙门氏菌，能实现人与动物的共感，具有广泛感染的宿主。

据了解，大部分血清型的沙门氏菌属于非适应性或泛嗜性沙门氏菌，它们具有广泛感染的宿主谱，能引起人和各种动物的沙门氏菌病，鼠伤寒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比如，肠炎沙门氏菌是养鸡业中最严重的食源性细菌性疾病之一，也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焦新安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来看，宿主高度适应性的疾病防控，在全球并非主流问题，但在我国，对于以鸡白痢等宿主专适性和以鼠伤寒、肠炎沙门氏菌等非适应性沙门氏菌的防控都是我们的任务。

“目前尤其要重视宿主非适应性、范式性的沙门氏菌的问题，因为它有公共卫生意义。”焦新安称。

据了解，目前我国新版动物疫病分类已把沙门氏菌病调成三类疫病。“这说明在沙门氏菌防控方面，我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焦新安补充，虽然鸡白痢沙门氏菌不在公共卫生意义的范畴，但是可以作为对其他血清型沙门菌防控和净化很好的模型去开展研究。

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必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患病的传播路径。不得不说，多年来，以沙门氏菌为代表的细菌病，已严重威胁到养鸡业健康养殖和蛋品安全，所引起的蛋鸡死亡淘汰、投药、蛋品废弃等，每年给我国蛋鸡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

不容回避的是，现行禽沙门氏菌诊断技术和净化规程存在不足。扬州大学教授朱国强表示，这种不足表现在：一是目前我国家禽中流行的沙门氏菌血清型主要有11种，但临床实施防控和净化聚焦在鸡白痢、鸡伤寒，然而没有受到关注的上述肠炎沙门氏菌等血清型通常有较为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二是传统经典鸡白痢、鸡伤寒多价染色平板凝集试验抗原技术仍有瓶颈局限：特异性、敏感性、重复性和稳定性。三是需要重视禽肠炎沙门氏菌感染，值得关注水禽肠炎沙门氏菌感染。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将开展细菌病净化、兽用抗菌药物使用减量化行动列为国家战略。“减抗已成为全球趋势。目前，欧美国家抗生素用得少，但每年都有鸡蛋出现细菌感染报道，因为沙门氏菌感染商品被召回的情况屡见不鲜。不用药，细菌病会增加，能不能找到一个新途径，既不盲目用药，又能够防控疾病发生，这需要行业持续不懈地探索。”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王红宁说，畜产品无菌的同时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抗，这是企业家们比较关心的话题。

王红宁表示，弄清楚细菌传播的方式、路径是基础，需要先溯源再防控。她参与制定的《种鸡场鸡白痢沙门菌净化规程》就提到，检测淘汰阳性鸡、把控系统生物安全、全进全出、精准消毒。王红宁主张开展细菌病溯源研究为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以沙门氏菌为例，王红宁教授科研团队从国内不同地区采集的鸡粪便狮子样本分离到的沙门菌种进行多重耐药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鸡源沙门菌的多重耐药性偏高，且光谱β-内酰胺酶基因、氯霉素与四环素耐药基因携带率高，这可能与鸡场中头孢菌素、四环素以及氟苯尼考等药物的使用有关，抗生素选择压力可使沙门菌产生耐药性。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对肉鸡场、屠宰场不同环节的沙门菌调查结果，褪毛和净膛两个环节沙门菌分离率高，说明这可能是肉鸡制品受沙门菌污染的关键点。

对此，焦新安表示，在全产业链沙门氏菌的传播流行过程中，尤其是屠宰环节起到放大器的作用。在这个环节，沙门氏菌污染要远远高于养殖环节。作为屠宰企业，尤其要规范执行国家关于屠宰方面的安全措施。“近年来，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不少屠宰场主动作为，加强了生物安全管控，食源性的病原菌也相应下降，这足以说明沙门氏菌的防控是可以做好的。”

当然，疫病的防控和净化少不了疫苗的使用。焦新安表示，对于用疫苗如何进行净化，需要国家层面正确引导，不是说任何养殖场都要使用疫苗。

“对于疫苗的使用，企业的看法各异，有的认为有效，有的认为没有。”焦新安介绍，一些企业在用疫苗防控沙门氏菌一定时段有效，但到后期鸡群的感染水平又迅速上升，非常明显。所以，需要科学使用疫苗，单靠疫苗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即使用疫苗，也要区分疫苗毒株缺失情况，了解其缺失株型和野生株之间的区别，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来判定选用何种疫苗。

除了疫苗，目前沙门氏菌防控有了一门新武器，那就是噬菌体。其原理是每种细菌都有噬菌体天敌。2014年，美国还把噬菌体列为细菌耐药性的重要武器。

“长期以来，行业内主要依靠抗生素来防控细菌病，致使耐药性日趋严重，造成我国目前细菌病防控用药难和难用药的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少辉称，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综合防控细菌病，比如研究生物防控等各种新型的替抗产品。这其中，噬菌体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替抗产品。

王少辉称，作为细菌的天然克星，噬菌体本质上可以裂解细菌或者真菌以及其他化纤杆菌的病毒。目前来讲，噬菌体的种类繁多，约为细菌种类的100倍左右，可以达到1030~1031，但现在的研究还是冰山一角。他表示，由于我国新兽药审批制度等方面的要求，现在噬菌体主要是用于饲料添加剂或环境消毒剂等。“在新兽药申报方面，因为评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相关产品。”

“噬菌体可以作为防控沙门氏菌的武器之一，但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最后解决问题的武器。”焦新安认为，因为噬菌体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会受到很多限制。国外成功案例就是用噬菌体制剂实现屠宰肉品表面污染病源控制，以实现降解，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理论上，沙门氏菌防控与净化应包括所有血清型，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王红宁称，目前我国沙门氏菌净化主要针对鸡白痢，如果把所有的沙门氏菌病都净化，难度很大。

据了解，目前我国禽类国家级疫病净化场只有白血病一个病种的净化，还没有国家认定的沙门氏菌净化场。王红宁透露，目前不少家禽养殖场已经在做鸡白痢净化工作，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等到相关标准发布，相关部门才会给予认定并颁证。

“鸡白痢沙门氏菌净化，这肯定是兽医的事，对于禽副伤寒等一些范式性疾病，就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共同推进，兽医在其中要发挥关键作用，人病兽防，关口前移，这就更加需要形成合力。”焦新安希望，将来可以由农业农村部门启动一些相应疾病防控专项来做好积累，对于具有公共卫生意义的人病兽防的疾病开展前置研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而是说到了现在的发展阶段需要去更加重视，这才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没有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畜产品就不是高质量畜牧业，没有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发展就不是高质量发展。”焦新安说。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回复全国政协委员杨云彦《关于将人畜共患病防控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提案》时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加强与林草、疾控等部门协作，进一步强化人畜共患病信息共享、防控会商和措施联动，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共同推进人畜共患病源头防控，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可以看出，以沙门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将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