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舶来品”的非洲猪瘟，在国内养猪业与其两年半的正面交锋中，以2019年出现非法制售使用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面对针对非洲猪瘟野毒株，中国养猪业逐步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控经验。一方面在生产各环节严格管理，切断病毒传入路径；另一方面，即便由于管理不慎，病毒传入养猪场，也可以通过及时发现、精准剔除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

牧原股份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秦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牧原股份的产能布局集中在北方地区，伴随着疫情从东北逐渐蔓延至全国，牧原股份在国内的子公司，也陆续暴发有病例。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8月份，全国母猪存栏量至最低点，随后才逐步企稳回升。

市场缺猪，猪价暴涨。受猪价暴涨的利益驱动，再加上行业内对非法制售使用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以及使用疫苗后的潜在隐患认识不到位，2019年，市面上还是出现了所谓“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进口苗”，这严重干扰了国内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

由于病毒的病原生物学特性特殊，从疫情暴发至今100年来，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非洲猪瘟的疫苗被批准上市。以违法制售使用非洲猪瘟疫苗为标志，国内养猪界出现非洲猪瘟病毒变异，也就意味着疫情防控进入后一阶段。

根据哈兽研所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课题组2020年6月至12月在中国部分省区开展的非洲猪瘟病毒流行病监测，中国田间至少存在4种以上的低致死率基因II型自然变异株。监测结果显示，虽然变异毒株致病力较典型强毒株明显降低，但仍然呈现明显的残留毒力，且具有很强的水平传播能力。很可能已在田间猪群中流行，造成持续的感染、慢性病程甚至死亡，给非洲猪瘟早期诊断带来很大障碍。

农业农村部从2019年11月就开始三令五申，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

从以往“猪周期”的发展形势看，产能一旦得到恢复，便会造成生猪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最终则必然造成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损失。一些养猪场户资金紧张，就可能大量淘汰母猪，产能下滑，为新一轮涨价埋下伏笔。

就生猪生产而言，养猪场户主要基于当期市场行情作出生产决策，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导致生猪市场大体呈现“赚一年、平一年、亏一年”的周期性现象，这种产业波动是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

杨振海表示，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农产品市场调节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否则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给产业发展带来困扰和损失，对经济社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防范这种周期性的大幅波动。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这要求农业农村部门既要立足当前抓恢复，也要着眼长远稳生产。”杨振海表示。

为了防止猪肉价格的下跌导致养殖端的利益大幅受损，目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正在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展动态，抓紧研究稳定产能的措施，初步考虑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目标，以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大规模养殖企业为抓手，完善调控政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逆周期调控，早研判早介入早应对。

2020年，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7%左右，规模养殖场出栏上市的肥猪已成为我国猪肉市场供应的主体。但也要看到，规模以下养殖场户数量占到全国生猪养殖主体总数的99%，仍是我国生猪稳产保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家庭养猪场也是不少地方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养殖习惯不尽相同，养猪业发展也应当因地制宜多样化，不能搞‘一刀切’。”杨振海认为，规模养殖是畜牧业现代化的组织基础，从小农散养到规模化养殖，是畜牧业发展的长期方向。但规模化也不是越大越好，应尊重客观规律，坚持适度规模发展。

杨振海表示，我国大力鼓励引导龙头企业“以大带小”，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农户”、托管、入股加盟等多种形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中小养猪户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现增产增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同时，通过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总结推广适度规模养殖的典型模式，把中小养殖场户引入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轨道，实现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这些好的做法，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坚持和完善。

从历年生猪生产波动的调控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稳价格的关键在于稳生产。

生猪具有“一长一短”两个显著特征，“长”是指生猪生产周期长，由后备母猪到仔猪育肥出栏总计需一年半时间；“短”是指冷冻猪肉储备保质期短，按照有关标准最长为10个月。“一长一短”的特性使得猪肉稳产保供要求更高，调控难度更大，调控成本更高。

杨振海指出，稳产保供不能只算短期账、经济账，更要算长期账、政治账。

因此，目前的工作仍要以增强猪肉长期供给保障能力、防止阶段性严重短缺为重点，做好生猪产能储备。

具体思路为，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调控指标，加强监测预警，利用好市场调节功能，同时发挥宏观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保住能繁母猪底线存栏量，落实“生猪生产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设定分级调控区间，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自动触发机制。

在杨振海看来，各地方应该视情况制定养殖目标，也可以通过与外埠合作建基地等方式，联合养殖。最终的目的是，各地方都要保证一定的生猪自给率。

在2019年年底，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对各地生猪养殖布局提出了总体要求：

东北、黄淮海、中南地区为生猪及产品调出区，要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贡献，实现稳产增产；

东南沿海地区为主销区，自给率要达到并保持在70%左右；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70%；

西南、西北等地区为产销平衡区，要确保做到基本自给。

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又将任务分解到市县，并定期“查账”，确保工作落实。

杨振海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安排是有效的，有力地促进了生猪产能恢复。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推行分区防控，引导养殖场户特别是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在各大区合理布局生猪产能，既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也要兼顾地方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