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F传入俄罗斯的追溯调查及周边国家流行趋势

　　2007年4月开始，黑海东海岸格鲁吉亚的波季港附近出现猪死亡率上升现象。5月17日，格鲁吉亚农业部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上报称出现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PMWS)，并认为是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所致。6月5日，格鲁吉亚向OIE报告了ASF的首发疫情。随后对来自不同地区的两株格鲁吉亚ASFV分离株进行的分子生物学分析显示，在格鲁吉亚流行的毒株源自同一个毒株，属于基因II型。鉴于该毒株与分离自马达加斯加的毒株最相近，推测格鲁吉亚分离株可能来自非洲南部的东边或马达加斯加而不是来自中非、西非或意大利撒丁岛。鉴于格鲁吉亚ASF首发疫点在西海岸的萨梅格列罗地区(与黑海的波季港相连)，因此推测ASFV可能借国际货轮携带的污染猪肉或猪肉制品传入格鲁吉亚。由于格鲁吉亚的猪大都散养且以泔水为食，因此当地猪很有可能接触到港口丢弃物。这种传播模式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许多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的暴发相似，如葡萄牙、巴西和古巴等。格鲁吉亚首发病例出现后，ASF沿主要运输路线向东和北部地区快速蔓延。至2007年7月9日，ASFV已经传播到格鲁吉亚的56个区(共65区)，至少8万只猪死亡或被销毁。

　　波季港离俄罗斯边境并不遥远，当地的野猪可沿小高加索山脉的河谷自由进入俄罗斯境内，包括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北奥塞梯和巴尔达-巴尔卡尔等地区，这使得整个高加索地区(包括俄罗斯)都处于极大的传入风险之中。2007年5月ASF传播到南奥塞梯共和国的所有8个地区，致使该国只有4万的猪只总量损失了1500只。为此，南奥塞梯共和国相关部门制定了预防措施，将疫点周边方圆10km内的所有猪只扑杀并焚烧或深埋。2007年7月，ASF传入与俄罗斯南部接壤的阿布哈兹共和国，首发病例在7月10日报道。当时，在古尔里普希区的Lata村子里出现大规模猪只死亡,随后该病迅速传播。至2007年夏季结束时，阿布哈兹70%的猪已经感染ASFV。经流行病学调查认为，该病在阿布哈兹地区传播的重要原因是该地区以山林散养为主，家猪和野猪可以密切接触。2007年8月6日，亚美尼亚共和国报道在该国北部与格鲁吉亚交界的地区发生疫情。至2007年11月25日，该国北方2个地区已经发生41起疑似疫情，致使3600只猪死亡，4300只猪被扑杀。

　　2007年12月4日，俄罗斯联邦国际兽疫局向OIE报告发生ASF疫情。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里再次发现的ASF疫情。报告称毗邻格鲁吉亚的车臣共和国Argoun和Shatoy-Argoun河谷附近发现5只病死野猪，检测为ASFV阳性。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2007年11月初时，该地区就有15头野猪死亡。虽然无确凿证据证实俄罗斯ASF首发病例来自哪里，但目前普遍认为与格鲁吉亚的ASF疫情关系紧密。

　　ASF在俄罗斯的流行情况

　　ASF进入俄罗斯后，由于病毒在野猪群体间密集和持久地传播，使得疫情在车臣共和国周边地区的野猪群中很快显现出来。至2008年中、下旬，由车臣染毒野猪迁徙导致的野猪死亡在俄罗斯南方地区，包括印古什共和国(2008年6月)、北奥塞梯(2008年6月)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2008年12月)等地先后出现。该病在北高加索山脉区域的野猪群体内较长时间的流行传播说明病毒在当地的“自然循环”已经形成，且在北高加索地区形成至少2个自然疫源地并逐渐在俄罗斯南部地区迅速蔓延。由于这些地区的家猪大多是自由散养，家猪和野猪接触机会较多，ASF野猪疫情最终传播到家猪群体中。2008年6月该病首次在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南部地区的家猪群体内发现。至2009年2月，该病已经在北奥塞梯内的所有地区传播开来，共发生46起原发暴发和6起二次暴发，这说明该病从零星暴发迅速转变成流行暴发。

　　随着ASF疫情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不断蔓延，被誉为“高加索大门”的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也很快成为ASF流行疫区。2008年10月，与北奥塞梯接壤的苏维埃茨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基洛夫斯克和Predgorny等地共发生6次ASF疫情。扑杀造成的损失超过3500万卢布。除此之外，在距离格鲁吉亚流行区之外1000 km的奥伦堡州首次出现了俄罗斯境内的第一例远距离暴发。

　　2009年1月8日，ASF在库尔斯克地区(归属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一个商品猪场内出现。随后又零星暴发6起，分别在库尔斯基(2009年1月)，Apanasenkovskoye (2009年3月)，Shpakovkoye (2009年5月)和Stepnovskoye   (2009年11月)等地区。虽然俄罗斯政府对这些疫点进行了清理，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阿尔马维尔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猪肉或腌渍肉制品的PCR检测仍呈ASFV阳性，这说明病毒仍然在该地区存在。ASFV在北奥塞梯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持续存在使得该病于2009年4月传入罗斯托夫州，并于6个月后(2009年9月27日)再次暴发，至11月时该病已经在罗斯托夫州内8个区的29个乡镇出现。此外，2009年在列宁格勒州还发生一起远距离暴发。同时，打猎获得的野猪样品经实验室检测也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塔鲁姆、基兹利亚尔和巴巴尤尔特等地区发现ASFV。

　　2010年ASF疫情继续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并相继传播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伏尔加格勒州。此时ASF疫情已经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南方地区连续流行3年(2008年−2010年)，在俄罗斯境内疫情数量达到177次，说明ASF疫源地已经形成。2007年ASF疫情中心位置为车臣共和国，2008年为北奥塞梯，2009年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2010年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伴随着疫情数量增加和进入新的地区，ASF每年都会向西北方向传播。

　　2011年ASF的流行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ASF开始从初始疫源地逐步向靠近欧洲国家的区域和俄罗斯中部地区扩散。流行区域涉及80个区的190多个地点，涵盖范围达600平方千米。新出现的疫区包括萨拉托夫斯卡亚州、下诺夫哥德罗州、沃罗涅日州、库尔斯克州、特韦尔斯卡亚州、列宁格勒州、摩尔曼斯克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这期间还发生多起“跳跃传播”，分别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库尔斯克等地区。从2011年4月开始，在特维尔州多次出现野猪病例并最终导致该地成为ASF疫源地。ASF疫情对俄罗斯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报道2011年因ASF疫情而扑杀的猪只数量达到14万头以上，也有报道称损失猪只数量达到30万头，经济损失大约为76亿卢布(2.4亿美元)。

　　2012年上半年，ASF家猪疫情仍然在3个地区出现，分别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伏尔加格勒州和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而且很多疫情发生在生物安全措施比较好的大型商业化养殖场。如2012年初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生的26起ASF疫情中有21起发生于商业养殖场。2012年ASF野猪疫情仍然分布在4个地区，分别是特维尔、伏尔加格勒、诺夫哥罗德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虽然此时俄罗斯的野猪感染数量不断增加，但研究发现以野猪活动场所为中心的疫源地并未建立起来。2012年下半年开始，ASF除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继续流行，在俄罗斯北部的特维尔州继2011年野猪检出ASFV以来，2012年1月到8月在野猪群体内共检出25次阳性，2012年6月到8月间又在家猪群体内发生22次疫情(包括很多大型专业养殖场)，这说明该地正在成为俄罗斯境内的第二个感染流行区。

　　2013年ASF继续流行，涉及31个地区，包括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沃罗涅什、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特维尔、坦波夫、萨拉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图拉、克拉斯诺达尔、别尔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地区。特别是克拉斯诺达尔和别尔哥罗德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猪肉生产的核心地区，而且有报道称ASF疫情正以每年300 km的速度向俄罗斯其他地区扩散。

　　2014年ASF在俄罗斯继续恶化。为控制ASF，俄罗斯对4 000个农场进行了监督，农业部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ASFV阳性率为0.7%，且有部分疫情出现在大型农场。如俄罗斯最大的鲜肉及肉制品企业就因扑灭ASF而不得不扑杀5万只猪。虽然ASF暴发数量相比2013年有所减少，但ASF对俄罗斯关联企业的影响在不断加深，特别是在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地区，许多投资者不再增加生产设备和资金。截至2014年7月，ASF已经造成俄罗斯大约15亿美元的直接损失。

　　2015年，俄罗斯ASF疫情依然不断，而且在区域督查中逐渐发现该病经常会在多年以前已经认为根除的地区再次出现。如2015年6月15日，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一个小型农场发现ASF，该地自2013年以后未出现ASF。截至2015年底，官方共报道773起疫情。

　　2016年开始，虽然很多地区对ASFV进行了检疫，但ASF在俄罗斯的流行情况仍在恶化。截至7月4日，俄罗斯共有48个地区发生过ASF，涉及梁赞、利佩茨克、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等地区。俄罗斯猪肉生产者联盟的一份声明显示，自2008年ASF流行开始，俄罗斯因ASF已经损失了400亿卢布。

　　2017年，俄罗斯境内的ASF疫情依然持续出现。截至3月20日，据俄罗斯联邦兽医植物监督总局网站消息，俄罗斯联邦境内共发生20起ASF感染事件，疫区均分布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3月27日，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州发现ASF疫情，共有40只家猪感染，且全部死亡。伊尔库茨克州位于亚洲部分，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约100km，距离中国边境满洲里约1000 km。如果当地不能有效控制，疫情有可能蔓延至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造成潜在传入风险。

　　俄罗斯对ASF的研究现状

　　早在苏联时代的1950年，全苏实验兽医学研究所，现称全俄实验兽医学研究所开始研究ASF。目前俄罗斯主要有3家机构在研究ASF，分别是VIEV、全俄兽医病毒学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所(All-Russi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Veterinary Virology and   Microbiology，VNIIVViM)和联邦动物健康中心(Federal Centre of Animal Health，FGBI “ARRIAH”)。因VNIIVViM主要研究外来动物疫病且具备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逐渐成为俄罗斯研究ASF的主要机构。

　　ASF发生后，VNIIVViM将ASFV分为8个血清群，并证实2007年−2009年从俄罗斯、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布哈兹分离的毒株属于血清VIII型，与1957年−1980年欧洲和拉丁美洲流行的毒株不同。VNIIVViM也与VIEV和FGBI   “ARRIAH”共同开展研究。VNIIVViM和VIEV的研究人员对分离到的Stavropol 01/08毒株在A4C2/9k细胞系和CV-1细胞系进行了连续传代，使其失去了致病性。但将此致弱株作免疫，试验时，无法保护猪只免于强毒株攻击。FGBI“ARRIAH”对ASF的流行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疫情从暴发到实验室确诊一般需要5−8 d。在养猪户频繁接触，隔离措施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一周时间足够使疫情从暴发点传播到整个地区。此外，VNIIVViM还分别联合德国FLI实验室、伦敦大学和西班牙的CISA-INIA对ASFV的遗传特性，传播特点进行分析。与德国FLI实验室的合作，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分离的ASFV毒株所带串联重复插入段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欧盟地区的ASF起源于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传入。与伦敦大学一起对2007年−2014年克拉斯诺达尔和特维尔地区野猪传播家猪和猪场之间的传播可能性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未染疫易感农场离感染农场的距离是该病传播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分析结果显示野猪和家猪的流行情况无关，而特维尔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野猪和家猪的流行情况有关。但特维尔地区家猪疫情并没有聚集在野猪疫点周边，因此野猪和家猪疫情空间分布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家猪的放养逃脱而变成了野猪群体。与CISA-INIA一起对2007年−2011年分离到的16株ASFV进行了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证实俄罗斯流行的毒株未发生变异，与2007年传入的格鲁吉亚毒株基因信息一致。

　　ASF传入俄罗斯后，FGBI“ARRIAH”等国家研究机构即利用国家监测数据对影响ASF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ASF疫情数量与该地区家猪的养殖密度和主干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数量呈正相关，ASF暴发风险主要与农村人口密度和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FGBI “ARRIAH”与英国皇家兽医学院和VNIIVViM的合作研究显示ASF暴发风险只与低生物安全猪舍密度相关，ASF暴发数量与该地区中等和高的人群密度相关；而ASF暴发风险和数量与高生物安全猪舍、森林覆盖率、道路网密度和距离诊断实验室的距离均无关联。FGBI “ARRIAH”还联合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对俄罗斯ASFV分离株进行感染试验中采集的样品和俄罗斯境内采集的野外样品进行了抗体检测。结果表明，从所有试验感染ASFV的猪只采集的样品都检出了抗体，而少数(3.7%)的野外样品为抗体阳性。这些结果证实，在ASF疫区可能会有猪只幸存。这一点需在设计有效控制和扑灭措施时予以考虑。

　　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的主要原因

　　由于格鲁吉亚初始诊断失误、防控措施乏力以及易感野猪沿河流迁徙等因素，使得2007年的格鲁吉亚疫情很快传播到邻近国家。由于猪肉制品的非法移动，用未处理的残羹喂猪，自由放养的饲养模式，存在大量未经兽医监督的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小型农场和低效率的控制措施等原因，使得ASF在俄罗斯持续扩散。例如：2011年2月份Nizhegorod地区一军事基地周边地区发生ASF疫情，这与发生在圣彼得堡的情况非常相似，这说明从高加索地区返回的士兵或军事车辆携带了染毒猪肉制品，并将其残羹喂猪导致疫情暴发的情况并非特例。2012年，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108名督查人员开展了猪场生物安全的督导工作，结果发现有25个猪场未达到兽医管理规定，其中大多数是在生物安全环节出现纰漏。随后，由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卫生监督部门牵头召开的视频会议指出，导致ASF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扩散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农场未遵守生物安全系统的要求。

　　农场主的不配合(如隐瞒疫情及处置情况)也加速了疫病在家猪及野猪群体内扩散。如2008年ASF首次进入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该地区的首发农场曾试图隐藏疫情，结果导致疫病在整个地区出现。2010年夏季，俄罗斯兽医机构Rosselkhoznador发现在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次ASF疫情中，农场主非法倾倒染毒死猪，这使得当时控制ASF疫情的效率很低。有调查显示，发生ASF疑似病例后，农场主不及时上报的原因是认为上报后他们在当地的名声会受到影响，且自认可以在不需要官方兽医参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以及认为实验室诊断太过漫长。

　　2004年俄罗斯在没有征求兽医领域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对兽医体制进行了行政改革，将兽医服务机构划分为地区和联邦2个层次。这使得这些兽医服务机构都按照地区和联邦各自独立运行。这种模式虽然减轻了俄罗斯政府的负担但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无法大范围有效控制疫情，为ASF的快速扩散埋下伏笔。例如，有报道称，2009年4月ASF传入罗斯托夫州后疫情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就是塔夫罗波尔地区同俄罗斯联邦相关部门的合作较少。相反，1977年苏联敖德萨地区暴发ASF时，传播速度也很快，但疫情很快根除，其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此外,俄罗斯立法草案研究室的专家指出，现有的联邦修正案仍没有明确防控ASF的主体责任机构，而相关涉权机构却多达10个以上，这也为防控ASF带来困难。

　　2007年ASF刚进入俄罗斯时，兽医相关部门将控制该病的主要精力放到疫点剔除和染疫动物的捕杀清群中，但忽略了疑似疫情早期上报的重要性，这导致ASF疫情在被兽医主管部门获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俄罗斯在暴发ASF疫情后也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和联动机制，如为增加养殖者责任归属，俄罗斯政府曾决定对行政官员和某些由于疫情蔓延到整个养殖场的农场主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事与愿违，养殖者并没有积极上报疫情，反而更加隐瞒疫情。很多农场主在发现大量猪只死亡时，因害怕刑事惩罚而选择紧急屠宰所有的猪并掩埋在附近的森林中。尽管兽医相关部门一直严厉追查私自掩埋事件的发生，但据推测俄罗斯境内仍可能存在数以千计的掩埋地。因为ASFV的存活力较强，这些掩埋地充当了ASFV感染野猪的“温床”，导致了疫情一直无法有效根除。同时,俄罗斯地方兽医机构低效率的执行力度也增加了根除难度，如俄罗斯农业食品巨头Miratorg公司CEO曾讽刺道：“俄罗斯地方兽医主管做的唯一专业的事情就是为抵御ASF筹集资金，而真正的生物安全却无法保证”。

供稿人以及供稿单位：

戈胜强、李金明、任炜杰、张志诚、徐天刚、王淑娟、包静月、吴晓东、王志亮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曹静娴  青岛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