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猪环保政策梳理

　　2013年《禽畜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颁布，标志着禽畜养殖业开启了环保周期。从政策上可以看出，2016年始我国进入环保禁养的高峰期，力度空前。因环保整治而削减的生猪存栏达到3600万头，其中南方水网133县、京津冀、其他地区各2000、150、1450万头。从各省份的拆迁力度与进度来看，南方水网地区力度明显大于北方。

　　2017年全国禁养区划定范围持续扩大，划定区域从最初的南方水网和重点地区逐渐向西南、东北、西北地区转移，但部分省份也出现了反复拆迁的现象，所以环保是任重道远、循序渐进的，标准会逐步提高。

　　目前，全国累计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4.9万个，面积63.6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生猪养殖面积的17.3%，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21.3万个。预计2017年因环保政策减少生猪存栏约2000万头。

　　十三五期间，环保是绝对的主旋律，各项政策密集出台，预计将会颁布千项环保标准。特别是《新环保法》和《水十条》的推出，直接推动农业部发布《农业部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将环保力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南方水网密集区(133重点县)和京津冀重点区域禁养区内养殖场的成功清理，任务的紧迫性有所降低，预计2018年清理力度将弱于2016年和2017年。

　　从2013年底开始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也出现了大幅下滑，截至2017年11月全国生猪存栏3.4886亿头，能繁母猪存栏3466万头，较2013年底分别下滑了31.09%和42.47%，环保效果明显。

　　二. 环保任务完成情况

　　从环保部公布的进展情况来看，南方水网地区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符合预期，山东、湖北、四川等省份部分禁养区搬迁进度超90%，而上半年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禁养区划定及区内养殖场清退工作进展缓慢，意味着下半年这些地区将成为工作重点。

　　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方面，全国累计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4.9万个，划定禁养区面积63.6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生猪养殖面积的17.3%，累计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21.3万个。但山西、吉林、黑龙江、湖南、广西、海南、西藏、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4个省(区)未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且关闭搬迁工作进展缓

　　目前：南方水网地区基本达标，但仍有14省市进度缓慢

　　2017年8月，全国上半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成绩单公布，南方水网地区养殖场清理工作符合预期，山西、湖南等14省(市、区)未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且关闭搬迁工作进展缓慢，2017年下半年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加大清退力度。

　　三. 环保影响

　　(1)南猪北上，开启区域结构调整

　　2016年4月出台的《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在综合考虑环保、区域等因素下，农业部制定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将全国生猪生产分为重点发展区、限制发展区、潜力发展区。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优化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引导产能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和玉米主产区转移。此布局被养殖业戏称为“南猪北上”，位于中国北部的内蒙古与东北三省及云贵等地被划为潜力增长区，被确定为未来中国猪肉供应增长的主要区域。

　　伴随环保政策的陆续落地，生猪产业迁徙大幕已经拉开。2012年以来，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区生猪出栏量持续快速下降，三地区的2015年出栏量较2012年分别下降32%、21%、17%，大幅领先全国其他省份。另一方面，云南、新疆、山西、河南等作为重点发展区和潜力发展区，生猪出栏增长领跑全国。

　　(2)东北将成为生猪发展重地

　　根据中央的法规政策，全国各地区纷纷设立禁养区和限养区，南方水网地区的禁养区内猪场拆迁也在逐步推进。目前更加严格的环保法规政策推动了生猪产业规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在规模结构方面，环保约束抬高了生猪行业的进入门槛，强化了生猪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促进了行业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在区域结构方面，近年来大型生猪企业纷纷在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东北地区进行布局。

　　大型养殖集团纷纷加速东北地区的布局，温氏股份、牧原股份、雏鹰农牧、金新农、天邦股份、大北农、正邦科技等农牧公司均在东北地区建设养殖项目。从上市公司的东北布局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将成为养殖业重要的迁徙之地。此外，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大豆和玉米的主产地，是饲料原料主产区，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良好的养殖气候和环境。同时，东北地区环保压力相对较小，养殖户补栏速度较快。

　　(3)生猪新周期，猪价波动加剧

　　我们发现2010年以前，生猪价格上升期和下行期基本相同，但从2010年之后的一轮猪周期中，下行期要远大于上升期。主要原因是因为环保政策的不断推出使得市场集中度发生了改变。2010年以前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以散养为主，规模化程度较低，但随着大型养殖企业逐步摸索适合自身快速扩张的经营和养殖模式，中小散户在较为恶劣的行业环境中缓慢扩张，多数被淘汰。

　　从现状来看，中国生猪养殖总规模不断扩张，生猪养殖场总数持续上升。从结构来看，出栏少于100头的养殖场数量迅速下降，大型养殖场的数量和出栏占比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生猪的产量不断攀升，达到7.2亿头的水平，进入21世纪至今增速41.1%。

　　从生猪出栏结构来看，目前散养户大量退出市场，年出栏49头以下的散养户从8010.4万户下降到2015年的4406.59万户，下降幅度达到45%。以年均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的占比快速增加，户数从122788户增加至2015年的259931，增长11.2%，出栏比例则从2007年的28%大幅提高至56.13.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年出栏5万头以上的超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从2007年的50家增加至2015年的261家，增长422%，在近两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散养户占比的下降，除了推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向专业化养殖户转化。同样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散养户数量快速下降，但专业化养殖户的数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年出栏100-499头养殖户的数量从2007年的54.2万户增加到75.8万户，增长了40%。

　　随着养殖规模化的发展，市场普遍认为规模化养殖将拉长猪周期，平滑猪价波动。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生猪养殖规模化高度集中的国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主要特征是养殖场数量的急剧减少，散户养殖大幅退出，猪场总量快速瘦身。第二阶段位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期间存栏量超过5000头的大型养殖场开始涌现，主要特征在于养殖场规模的迅速扩张，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后，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规模化进程相对减速，场均存栏量趋于稳定，但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存栏比重仍在稳步上升。

　　从美国猪肉波动来看，90年代，猪价一般4-5年一个周期，涨两年，跌两年。但是从2005年开始的新一轮猪周期中，猪价下行周期拉长至2010年，随后则迎来一个长达4年的上涨，在2014年达到85.4美元/英担的历史高位，猪价波动失去了明显的周期性规律特征。

　　即使是在美国这种已经高度规模化的产业结构中，猪肉价格的波动并没有任何平滑的迹象，相反，其波动幅度却大大加大，每轮周期的上涨幅度达到80%左右，从2010年-2014年的上涨周期里，猪肉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120%，养殖规模化不仅拉长了猪价波动周期，而且使得周期变得越发不规律化。此外，规模化并不能平滑猪价波动，相反，它将极大的放大猪价的波动幅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对此进行分析，首先，传统猪价3-4年周期形成，是由于生猪的生长周期决定的。其前提是以散户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农户进入与退出较为方便。但规模化养殖场与散户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成本高，进入与退出成本高。

　　因此，一方面当猪价上行时，规模化养殖在补栏之前还需经过前期猪场建设投资，补栏速度要慢于散户，另一方面，当猪价下行时，规模化养殖场由于沉没成本高、融资能力强，在资金耗尽之前，是很难直接退出市场的，而这种由企业资金流决定的退出与进场，与生猪的生长规律就无直接的关系。

　　其次，规模化的背后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随着长期价格低迷，使得产能退出，短期内对行业的供给冲击力极大，而补栏速度又严重受损，这种情况下，猪价波动幅度加大也是情理之中。国内的几轮猪价周期也能证明这一点，2006年以前，猪周期是典型的3年一周期，2006年之后完整的两轮猪周期，却延长到4年。

　　更重要的是，猪周期虽然拉长了，但延长更多的是猪价下跌周期，由于2006年的养殖暴利与扩产的相对缓慢，当前养殖户现金流极为充沛。我们预计这一轮的猪周期下跌概率要超过上一轮的31个月，这也意味着此轮猪价长周期的底部，有可能需要至少等到2019年才会出现。在振幅方面，整个90年代，除了1993-1994年高通胀导致的大幅上涨以外，其他时间，猪价的波动幅度相对平和，一轮周期下来，涨幅在50%-60%左右。但自从2006年开始，随着养殖规模化的逐步展开，猪价波动幅度加剧，每次猪价的涨幅都接近100%。

　　规模化企业在产能扩张的过程中，需要完成规划选址、找政府拿地、猪舍建设、设备采购、人员招聘、种猪和饲料厂配套、污染处理和环评达标等众多环节。以前大型养殖企业在南方地区扩产的进度十分缓慢其中流程复杂，项目繁多，虽然南猪北养在北方能够得到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是一般而言，规模化企业的扩产从开工建设到商品猪出栏至少需要2- 3年的时间。

　　此外，从中国畜牧业协会的调研中发现，环保政策严厉，难以实现种养结合是生猪产能扩张的最大阻力。一是企业普遍反映新建猪场环保审批难，费心费力，耗时长。各地环保部门对相关法规的理解和执行差异较大有些地方，环保部门要求猪场必须对废液处理达到农业灌溉标准，而不管猪场周围是否有可以利用养殖废液的土地，用“达标排放”来代替“资源化利用”，监管方式僵硬、不合情理。

　　相似的条件，有些地方可以通过审批，有些地方就不可以。即使周边的土地是本集团公司的，猪场尿液也必须处理成灌溉用水才能浇灌田地，而不能当成肥水资源化利用。农垦系统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最典型。二是，养殖企业有地建设猪场，但很少企业有足够的土地用来资源化利用养殖场废液。多数猪场周边有土地可以消纳，但是土地不是本企业所有，多数情况下是分散农户拥有。种养不能实现有机结合。

　　这其中原因有很多，如土地属于多个农户，养殖企业难以一家一家谈判;种植业一方难以沟通达成使用沼液协议或者随意毁约;企业建立输送沼液管道面临收昂贵过路费;种植业灌溉有时间次数限制;建设田间存储池等水利设施投入大;输送管道时常被人为故意破坏，维护管理难;输送管道被破坏后废液泄露造成污染面临严厉处罚。

　　四. 总结

　　规模化养殖使得生猪养殖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根本原因就是环保政策。环保推动南猪北调，开启了生猪区域结构调整的步伐，未来东北凭借其独有的优势，将成为中国猪肉供应的主要区域。生猪市场结构的改变也拉长了猪周期，我们认为在规模化养殖使得行业集中度不断加深，养殖结构不断变化，未来猪价周期不规律，价格波动加剧将成为新常态。

　　随着养殖周期的不断更替，我国畜禽养殖行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升。而规模化程度的快速提升意味着上游饲料企业销售重点将由以往的以价取胜变为以产品质量和养殖服务为核心，对于下游龙头养猪企业，将避免受到小散户养猪价格冲击，可以把发展重心转移到发展核心产品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上，行业将呈现强者恒强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