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9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取消“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事项，改为备案。10月15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关于做好取消乡村兽医登记许可后续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可备案的四种条件，与2019年1月1日施行的《乡村兽医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登记条件”相同。

这不是国家职能部门近期发布的唯一和乡村兽医相关的文件。事实上，就在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加强动物防疫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基层机构队伍；充分发挥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作用；保障村级动物防疫员合理劳务报酬等。

杨明更期待劳务报酬的提升，或者说，这也是许多低收入乡村兽医共同的期待。但真正要落实到自己身上，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

杨明是一个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山村里的兽医，他所在的行政村，有2个兽医，每个人分片负责4个自然村的禽畜防疫、治疗等工作，主要任务就是防疫。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猪瘟、口蹄疫等禽畜疫病高发的季节，也是防疫工作的重点时间段，每一次防疫，杨明都要在山里来回奔波很长时间，他要定期一家一户地入户调查，同时宣传防疫知识，为禽畜打防疫针等。

杨明的常规工作，还包括月度、季度、年度的养殖情况报表。

“村里农户养殖的禽畜有问题了，随时打电话，随时要到，上级兽医站要数字报表，一次都不能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上级会派防疫人员来，我们也要负责配合工作、提供养殖信息”。

这样的工作，他做了29年。在他刚刚从业的时候，乡村兽医还是村里“体面”的职业，需要村委会推荐才能去县城参加培训，但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愿意再做乡村兽医了，几乎是一个已经被忽视了的职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没人愿意干这个”，他说。

和赤脚医生一样，乡村兽医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人才匮乏时代通过特定渠道招收、培训的乡村禽畜医疗防疫服务人员。根据《乡村兽医管理办法》中的定义，乡村兽医是指“尚未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经登记在乡村从事动物诊疗服务活动的人员”。

“乡村兽医主要有以前的土兽医、经兽医站培训的普通农民、自学兽医知识的农民等组成，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有些是自营的乡村兽医，有些是受雇于政府的村级动物防疫员”，河南某县一位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介绍。

改革开放之初，农户散养禽畜的数量快速扩大，医疗防疫人员缺口也随之加大，乡村兽医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快速增加的。

乡村兽医并非医疗体系或者农业体系中在编在岗的正式职工，甚至连编外的合同工都算不上，比如承担基层防疫工作的动物防疫员，他们实际上是政府雇佣的劳务人员，获得的补贴是劳务补贴，而非劳动报酬。

杨明所在的地区，因为经济不发达，乡村兽医补助一直较低。而且，因为是劳务合作，所以也没有退休金之类的养老保障，“村里有一位70岁的退休老兽医，和其他村民一样，只有农村养老金”，他说。

杨明的主要收入是种枇杷，他种了300多棵枇杷树，去年收入4万多，是兽医收入的10倍以上。

但即便是待遇相对较高的地方，也远不如同区域其他工作的收入。记者查阅到部分地区2018年、2019年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发放的情况显示，大部分地方，乡村兽医每年的劳务补助在四五千元到七八千元之间，比如江苏射阳县，2018年劳务补助为4760元，天津市2018年劳务补助为4800元。

但仍有很多地方，村级防疫员劳务补助仍旧很低，如陕西蒲城县2018年度为1200元，福建南平市2018年将村级防疫员补助由原来的每月100元涨到150元，年度为1800元……

“在我国，乡村兽医体系，是动物防疫的基本体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系，没有这些乡村兽医，广大中小养殖户就很难获得防疫知识、防疫的必要措施也难以推广实施”，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研究员朱增勇说。

乡村兽医为我国基层动物防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乡村兽医并不被重视，甚至一度被边缘化。朱增勇介绍，“2018年非洲猪瘟爆发之前的几年，我国禽畜疫病都比较稳定，这使得基层兽医受到的重视程度下降，一些地方待遇提升缓慢，甚至长时间没有提升，人员流失很严重”。

除了劳务补助之外，乡村兽医其实还有另外一项收入，即出诊的收入，包括为禽畜治疗、打疫苗等。杨明告诉记者，每给一头猪打疫苗，他就会有4、5元的手续费，这是他个人的收入，在非洲猪瘟爆发前，他每年春秋两个季度能有700元至800元左右，全年能有1500元左右。但这两年，养殖户变少了，这份收入也随之缩水。

事实上，在非洲猪瘟爆发前，养殖户已经有了变少的趋势。杨明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也不太愿意养猪养牛了。

此外，前些年生态治理导致的散户养殖减少，也影响着杨明他们的收入，“村里不让养猪养牛了，在村外盖了一个集体的养殖场，村民们可以免费使用，但养的人不如以前的多了”，他说。

更多规模化的养殖场，正在逐渐替代散户养殖，但养殖场一般都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即便在外面请兽医，也更愿意请正规机构的兽医，而不愿意请乡村兽医。

2019年，湖北某个山村中，35岁的白万坤，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了家乡。

白万坤此前在河南一家养殖场打工，并在那里学习了兽医技术，现在正打算考“兽医执业资格证”。回乡后，有朋友邀请他合办养殖场，对方出资金，他出技术。

他不打算做乡村防疫员，收入低，没有保障，不如打工，更不如自己创业。他有技术，创业显然是一条更适合他的道路。

白万坤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养殖场，都是自己做防疫和治疗，他们的养殖场也是如此，尤其是防疫，“一般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因为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因为有技术，也会有其他村民请白万坤帮忙给自家的禽畜治病、打防疫针等，但白万坤一般不会“出诊”，“如果我有合适的药，我会给村民，让他们自己给禽畜打针或喂药，或者告诉他们治疗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治，这样也是为了防止互相感染”，他说。

除了人才流失之外，年龄结构老化、技术更新缓慢也是乡村兽医体系面临的问题之一。朱增勇说，“当前留下来的乡村兽医，一来老龄化比较严重，二来知识结构老化、技术也比较落后，畜牧兽医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永远都有新的知识要学，有新的技术要掌握，他们所具备的技术、知识，部分已经和时代脱钩了”。

“生物安全涉及整个畜禽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层兽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良好的基层兽医体系，是一定区域内生物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朱增勇说，“在禽畜疫情防控中，单个的兽医、养殖场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区域中，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有很多，因此需要联合防控、落实主体防疫责任，各方面都要做好，比如屠宰，乡村兽医还承担着农村中小养殖户出栏检疫的责任，但因为人员、技术力量薄弱，这方面的工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如何加强乡村生物安全？朱增勇认为，增强乡村兽医的队伍建设，是很好的方式，“在欧盟、美国，基层社区畜牧兽医体系相对完善和健全，每个社区都有社区兽医官，兽医官的权力很大，而且是经过法律许可和保护的。比如，非洲猪瘟疫情前期一般采取的是疫点一定范围内全部扑杀的方式，但他们则是定点扑杀，周边有一个疫情缓冲区，在这个缓冲区中，经过社区兽医官核准的禽畜，是可以运输的。”

朱增勇认为，我国当前也需要从法律上完善基层兽医体系，制定更完善的条文规章并明确乡村兽医的权益和责任，更好发挥乡村兽医在基层生物安全中的作用，“尽管这几年来，我国规模化养殖企业增加迅速，但总体而言，中小散户养殖仍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个养殖主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散户，他们不可能像大型养殖场那样，自己培养兽医人才，或者自己学习兽医技术，也很难请到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仍是他们保障禽畜健康、安全的首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养殖主体的防疫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基层兽医体系，通过保障乡村兽医权益、吸引人才等多种形式，建立一个更好的生物安全环境”。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